但事实是，在大多数情况下，被统治者劫持的儒家道德观都是瞎子打灯笼：照别人不照自己。令人惊讶的是，五四之后的现代中国，在经历了一个类似于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

时代之后，从西方选择的利他主义价值观成为新传统，却也同样面临被庙堂化的危险。在很多地方，新旧传统的话语体系变了，精神实质却是一样的。

华为的价值观改造

在如何把传统价值观改造成共享型价值观方面，华为公司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例子。任正非一方面几乎以利他主义价值观要求自己，如生活朴素，不设专车，吃饭、看病一样排队，与员工付同样的费用，没有一人独大、控制公司股份等等；另一方面，努力建立共享型价值观。典型的提法包括：“坚持人力资本的增值大于财务资本的增值”、“在顾客、员工与合作者之间结成利益共同体。努力探索按生产要素分配的内部动力机制。我们决不让雷锋吃亏，奉献者定当得到合理的回报”（《华为基本法》）、“不能叫雷锋吃亏，以物质文明巩固精神文明，以精神文明促进物质文明来形成千百个雷锋成长且源远流长”（任正非语）。值得注意的是这里：通过创造性地使用传统价值观的话语，达到建立共享价值观的目的。通过使用雷锋这个传统的榜样，一方面强调了工作中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另一方面，又强调物质回报，巧妙地用共享型价值观改造了传统价值观，沟通效果非常好。

华为的民主生活会也是这样一个对传统进行创造性改造的好例子。任正非在《华为的冬天》里说到：“下面也要有民主生活会，一定要相互提意见，相互提意见时一定要和风细雨。我认为，批评别人应该是请客吃饭，应该是绘画、绣花，要温良恭让。一定不要把内部的民主生活会变成了有火药味的会议，高级干部尖锐一些，是他们素质高，越到基层应越温和。事情不能指望一次说完，一年不行，两年也可以，三年进步也不迟。我希望各级干部在组织自我批判的民主生活会议上，千万要把握尺度。我认为人是怕痛的，太痛了也不太好，像绘画、绣花一样，细细致致地帮人家分析他的缺点，提出改进措施来，和风细雨式最好。”通过对个体的尊重，这里的民主生活会已经摆脱了它原有的意识形态色彩，化平淡为神奇，成为类似于西方领先企业中的反思（reflection）和辅导（coaching）的先进管理实践。

华为公司的共享型价值观的一次最集中的体现是任正非大力培养的接班人李一男离开华为独立创业的例子。中国企业，创业期间，花前月下，海誓山盟，一朝反目，相视如仇的庸俗肥皂剧我们已经看到过无数遍。按照这个套路，李一男要想离开华为，只有一条路：鱼死网破。

但这一次故事却完全以另一种方式展开。李一男从华为离开时，竟然用理论上完全可能是一纸空文的内部股换出了数以千万计的网络设备，为他创立港湾公司奠定了基础。一年后，瑞银华宝的华平投资和上海实业的龙科创投分别将1600万美元和300万美元投入港湾公司，港湾公司从此发展迅猛，大有“复制华为”之势，成就了业界的一段佳话。

发掘本土精神资源

华为、联想这些优秀中国企业在建立共享型价值观时，都很注重向西方企业学习。但不能忽视的是，如何充分发掘和利用本土精神资源的问题。这里深层次的原因在于，企业的核心价值观，如果要成为企业长远发展的基础，必须上升到“道”的高度，“道也者，不可必须臾离者也，可离非道也”（《中庸》）。必须具有一种无庸质疑、不可妥协、毫无谈判余地的特质，也就是说，除了在理性层面、情感层面、行为层面得到员工的认同，还必须进入信仰的、精神的领域。

而企业的价值观，要想进入这个层面，必须得到企业之外的更一般、更广博的信仰层面的精神资源的支持。而信仰是非常私人化、个人化的体验，大多数中国人都可以毫无障碍地享受西方的物质文明，洋装、洋房、洋车，样样顺手，不觉得有什么隔阂，而西方人的精神文明，特别是信仰领域的文明，很多即使受过教育的中国人都觉得莫名其妙、无法理解，如基督教中的原罪、复活、三位一体观念等等。所以，这就迫使中国的企业领袖必须回头向更深广的传统文化中去寻找和发掘共享型文化的基因，依靠这些本土基因，来实现与同文同种的本土员工精神层面的顺畅沟通，从而建立共享型核心价值观。

任正非的家庭背景和成长经历（《我的父亲母亲》中有详细叙述），使得他在创造性地使用新传统话语方面得心应手。当然，随着1980年代出生的新新人类进入公司，这些新传统话语是否能继续保持它们的沟通魔力，也是一个问题。在向传统文化发掘本土精神资源方面，任正非也是独树一帜，另辟蹊径。《我的父亲母亲》中对孝道、报恩、吃苦、自律等传统价值观的张扬，打动了很多有类似经历的、同样苦孩子出身的、毕业于内地工科大学的华为员工，展纸临屏，为之泪落。这种精神层面的交流和价值观的共享能够为公司的队伍带来什么样的士气和战斗能力，怎么强调都不过分。这篇著名文章以及随后的对同属儒家文化圈的日本企业精神进行发扬的另一名文《北国之春》，在华为遭到最大困难的2001年发表，应该不会是巧合。

同样毕业于军队工科院校的柳传志的文字表达能力可能不如任正非，但他从父辈身上学习优秀传统品德的做法，和任正非是异曲同工。柳传志曾在多种公开场合提到父亲对自己的影响：“我父亲极敬业，他60多到香港去开办事业，贷了80万块钱，后来做成了，为国家变成5个多亿的资产。60多岁了下雨天徒步上班，为了省下6毛钱电车费。”他回忆父亲对他的叮嘱：“一个人有两样东西谁也拿不走，一个是知识，一个是信誉。我只要求你做一个正直的公民。不论你将来是贫或富，也不论你将来职位高低，只要你是一个正直的人，你就是我的好儿子。”

一代企业领袖倡导的以敬业、诚实、正直、信用为核心的现代职业伦理体系的背后，不难发现的是历经苦难的中国人难于泯灭的传统儒家的朴素爱人情怀，以传统儒家的父爱主义的教化方式，代代相承，成为中国企业的共享型价值的精神源泉。

来源：网络素材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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