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届国际城市可持续发展高层论坛”8月1日在成都举行，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理事长、首席经济学家李铁出席并演讲。

中国的城市化有一个非常大的背景，仅仅30年，这么多城市迅速进入了一个表象的现代化进程。就是城市面貌已经极其现代化了，很多欧美国家的人到中国来看，他已经认为中国步入了现代化进程，但实际上我们的城镇户籍人口是42.35%，还不到一半。

李铁称，“我们不能通过这个城市的发展表象，来评价中国已经进入了所谓的现代社会，实际上我们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他认为，我们有了成功的经验，我们取得的巨大的成就，但我们也要为此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具体来看，城镇化在高速增长过程中，随着它的宏观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理应放缓。但中国是一个14亿人口的国家，这个人口规模下的城市化进程会发展到面临着边际增长递减的过程，就会出现边际效应。李铁认为，“如果数据不做调整的话，我相信这个增长速度不会像我们想象那么乐观，一定会放缓。”

此外，利益结构的固化和发展模式的延伸，使得改革面临的困境越来越大。所谓利益结构的固化，就是我们已经形成了一个区域间的、城乡间的固化的利益群体，不是某一个人。比如说户籍制度，面临的就不是简单的城乡关系，更多的是城市之间、区域之间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怎么来调整这种利益结构呢？

关于房地产，如果把房地产这刀斩断了，地方政府的收入和基础设施建设资金从哪里来？购买住房的人也是非常庞大的中产阶级群体，实际上在社会的影响力具有主导型作用。

另一方面，城市成本在大幅度增加。要发展房地产，我们要对招商引资进行补偿，我们要发展视觉性的城市，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生态城市。李铁认为，我们需要在这个基础上不断提高各种公共服务水平，但是成本在增加，使我们在发展实体经济中遇到了严峻的挑战。更重要的是，政策的供给方面也出现了问题，对于城市的地位和作用，在中国宏观经济增长方面它举足轻重的作用没有给予足够的认识。

李铁称，当今国际关系变得越来越复杂的情况下，如何启动内需应该是应有的一盘大棋。而启动内需，最大的一个变数和最大的一个手段之一，也是应该把城镇化问题作为重点。目前还有7300万城镇间流动人口，他们属于存量的城镇人口，但是没有户籍。这些人在城里还没有完全购买住房，还有未来可预计的增量的一两亿人口，如果他们真正实现农间的挪移和变迁，都会带动启动消费需求的变化。

那么如何调整已经固化的利益结构？是把改革的刀面向薄弱环节，还是针对广大的中产阶级？比如说所谓住房政策的调整，这种住房政策调整是征税，向所有已经买房的人去征税。但问题是这边地方政府的发展模式、行为还没有做到调整。

过去三十年来，中国靠土地红利取得了高速发展，但这成了一种惯性。李铁称，“中国地方政府如果离开了依赖土地的这种发展模式，真的就变得手足无措，不知道如何进行城市的运转，房地产的发展。”

李铁认为，这种情况下就征收房产税，那等于支出再征税，原有的模式继续复制，问题依然没有解决，还会导致社会不满。

如何降低城市发展成本？李铁认为，降低城市发展成本是要通过不同发展阶段的城市，在一个空间内来有效地提高资源的分配效率。但是等级化城市管理体制实际上已经对这种资源分配的方式产生了约束。关于城市发展改革有无数个话题，但是一条，是要解决人的问题，李铁表示，“这才是根本，才是改革的方向和目标。”

来源：新浪财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