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进口半导体总金额远超石油，国产化之路仍任重道远。

“集成电路产业是信息技术产业的核心，是支撑经济社会发展和保障国家安全的战略性、基础性和先导性产业。”2014年出台的《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发展推进纲要》（以下简称《纲要》）擘画了中国推进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目标和重点。

从世界范围看，半导体作为信息时代的基础，总产值已停滞增长第七年。个人电脑、智能手机之后，新的突破性增长点在何方，困扰着美国硅谷的产业巨头和众多创业者们。

对中国而言，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一批科学家、企业和研究机构投入半导体研发，加上近几年包括《纲要》在内的“强芯”政策的扶持，中国国产半导体经历跨越式发展，同时也发展面临着技术、资金、设备、人才等多重难题。

在展讯联合创始人、北京清芯华创投资公司投委会主席陈大同看来，中国半导体产业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从早期的自力更生、政府主导逐步发展成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的模式，产业基金的运作撬动了更大的资本力量，而良好的市场和政策环境带动了海归与国内技术人才集聚的产业现状。

陈大同于1977年高考恢复之际考入清华大学，是国内首批半导体专业的博士生，其后于1989年留学美国就读伊利诺斯大学和斯坦福大学。1995年和2001年，陈大同分别在美国和中国参与创办了Omnivision（豪威科技）和展讯通信，前者致力于CMOS图像传感器芯片，后者研发出了自主知识产权的手机基带芯片，均一度成为全球同行业的引领者。2008年，展讯在美国上市后，他投身风投，领导了一系列集成电路领域的投资。

从1978年开始进入半导体专业学习到现今，陈大同见证了中国半导体产业的成长以及所处世界地位的变革。中国半导体产业四十年的风雨兼程，也是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种种演进的注脚。近日，澎湃新闻在北京专访了陈大同。

【对话】

中国半导体产业的四个阶段

澎湃新闻：1978年你从清华大学无线电专业换到半导体专业，到现在等于同半导体打交道40年时间，你怎么看中国这几十年半导体产业的发展，经历了哪些阶段？

陈大同：感触特别深。第一阶段就是在我出国前，国内全是自力更生。

中国半导体产业从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初就开始了，当时距离世界水平的差距并不是很大，几乎是同步开始，但是由于两件事，一是“文革”，另一个是“闭关锁国”，所有的技术、工艺、设备全是自己做，慢慢被国际先进水平拉开了差距。

等到1980年代初，我上研究生的时候，中国距离国际水平已经差得非常远了。当时国内半导体研究水平最高的是两个研究所，中科院微电子研究所和清华大学微电子研究所，但是清华大学微电子研究所只做一件事，叫做“逆向设计”，实际上就是解剖芯片，分析之后再重新做出来。像当年英特尔CPU8088、8086，几十万、上百万个晶体管，我都能把它分析出来，还能把它做出来，这能力非常了不起，但是没有任何的正向设计能力。这种逆向设计是为了“追赶”，为了打破国外的禁运，但完全不是真正的“赶超”。

第二阶段从1980年代末开始到整个1990年代，政府想通过国家意志引进国外技术来做。当时有两个国家项目，一个是“908工程”，引进六吋生产线；另一个叫做“909工程”，引进当时最先进的八吋生产线。909工程几乎是当时国内最大的工程，投资大概一百个亿，想引进最先进的设备来发展自己的工业。但是最后证明这不是一个成功的模式，因为它还是一个完全国有的、没什么激励机制的模式，需要国家不断输血。908跟909这两个工程，基本上证明了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这样做事是做不通的，是没有市场竞争力的。

下个阶段从2000年开始一直到2013年，这个阶段以几件事作为标志。

2000年的时候发生了两件最重要的事，一是真正跟世界接轨的合资半导体代工产，中芯国际和宏力建立，这样，芯片设计公司的产品就能在国内加工了。同时，国家当时的信产部下发“18号文件”（《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其实18号文件主要是起到一个号召作用，它让大家看到了国家的重视和支持，许多海归都是看到18号文件，再加上国内有了代工厂，然后才回来办设计公司。

还有一件事，从本世纪初开始特别是2005年以后，硅谷VC（风险投资）开始向国内投资了。有了资金，有了代工厂，有了国家政策支持，这三样使留学人员能够下决心回来创业了。展讯就是这样。

这一段时间半导体产业雨后春笋般地出来了很多企业，主要是民营企业，基本都是靠VC支持，再加上一些政府支持，但政府支持不是主导。这类企业尽管起点比较低，但是基本上都是直接跟国外大公司竞争，因为他们的效率高，接地气，又有技术，因此发展非常快。所有成功的公司都是在各个领域打败了国外公司，用进口替代的模式做起来的。基本上到2013年之前，在设计、封装，包括设备跟材料，各个行业都有一些自发的企业，等于有了一个自发的产业基础。

澎湃新闻：2013年之后的情况呢？

陈大同：越往后做越发现一个问题，在整个半导体产业当中，有一些是民间资本、地方政府，或者完全按照市场方式做不了的，非得靠国家的支持引导才能发展，这实际上是也国家信息产业发展的战略需要。

主要有几个方面。比如存储器，投资非常大，慢慢的世界上只剩下那几家巨头，实力非常强，我们要靠民间资本支持从头做起几乎不可能。非得要有五年到十年的投入期，这期间肯定赚不了钱，之后能不能赚到钱还不一定，但这又是产业特别需要的。所以，这就只能由国家出面来协调资源，组织攻关。

再比如新建代工厂。建厂是一个投入很高但是回报很慢的事情，实际上中芯国际虽然做成了，但中间非常痛苦。如果要再投资一个中芯国际，恐怕民间资本谁都不愿意投了，因为它的回报太慢，过程很痛苦。

大概在2012年的时候，有四个人给中央写了一封信。这四个人是展讯CEO李力游，中芯国际当时的董事长张文义，中微半导体的创始人尹志尧，还有上海半导体协会当时的秘书长蒋守雷。这封信通过上海方面报到了最高层，得到批示之后，政府才决定要把集成电路当成一个国家战略来做，于是2014年发布了《纲要》。

这是非常大的一件事，其中最实质性的措施有两个，第一是成立领导小组，由国务院副总理马凯来领导。发展一个产业跟各方面都有关系，没有一个更高的层次来协调是做不了的，由副总理来挂帅，好多事都顺了。第二是成立国家级的集成电路产业基金（大基金），财政部出大概1/4的钱，其它由国开行和国企出钱，运营方式是以国家引导加上市场运作，以股权投资的方式来做。

在那之后，也就是2013年、2014年到现在，算是一个新的阶段。这个阶段，国家一出手，许多不敢做、不能做的事全都能做了，而且半导体发展成为热点，实际上又有点过热了，但和前面那种冷清的局面比，总归是件非常好的事。正是有了这些，我们才能做一些原来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创业者从海归向国内人才转变”

澎湃新闻：这两年很多地方都在主推集成电路产业，确实出现了像你所说的过热征兆。这种产业热会如何发展下去？

陈大同：在国内，任何一个产业都会有几个阶段，最早是没有，一穷二白，突然有一家起来起了示范作用，呼啦一下，后面跟着全起来了，马上过热。

但是计划经济跟市场经济不同，计划经济靠计划，没有过热，也没有发展；市场经济下，大家都会上，过热之后大家各自拼，最后剩下一些特别有生命力的、真正做的好的企业。用市场的方式进行淘汰，再通过重组并购，产业才能逐渐成熟，剩下的都是生命力非常强的龙头企业。

过去几年，其实在泛半导体产业当中出现过两次过热现象。一次是太阳能产业，在2008、2009年的时候特别热，当年中国多晶硅在建产能是世界需求的三倍，后来价格杀得一塌糊涂，好多企业亏损。在这个洗牌过程中，那些欧美企业几乎全打没了。另一次是LED产业。在2016年前后，突然有一家地方政府推出政策，企业买一台MOCVD设备，政府补贴一千万元。后来好多地方全出同样政策，于是出现了上百家做LED芯片的公司。到了第二年，因为没有那么大的市场需求，设备开工率不到30%。洗完牌之后，这个领域又是中国公司的天下了。

半导体有几个特点跟原来不一样。首先，半导体是明星当中的明星，高科技当中的高科技，是国家战略新兴产业当中最重视的一块。过去凡是支持半导体产业、前期发展半导体产业的地方领导几乎全都得到重用。现在国家又特别强调创新，整体氛围也大大改善。

另一点不一样的是，这几年国家投资体系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在2013年之前，几乎是国家投国家的，民间投民间的，国家资本和社会资本没有任何交集。而国家资本的投资效率非常低。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国家4万亿的投资就是一个例子。

从2013年开始，政府尝试一种以国家引导加市场运作相结合的方式。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基金是国家层面以这种方式运行的第一次尝试。到地方政府层面，地方政府也成立了许多半导体或者集成电路产业基金，很少再由国家、由地方政府来独资投资项目。

现在国家一块钱能够撬动至少三块钱、四块钱，而且投资都有市场化的考核指标，而不是一拍脑袋做决定。这是根本性的改革，过去寻租的空间太大，现在审批权到了基金层面，由专业基金管理人做决定，灰色地带几乎没了。

在大基金成立之初，其实中央政府还想全国一盘棋来指挥，当时指定了“三加一”个城市（北京上海深圳加武汉），准备在这些地方大力发展集成电路产业，避免重复投资，各地争抢资源。但是地方发展集成电路产业的积极性非常高，出现了百花齐放的局面。后来想明白这是好事，最后可以通过并购的方式来解决，投资都不会浪费，所以用正确引导的方式，而不是用计划。

澎湃新闻：早些年在国内开始从事半导体行业的，很多都是像你一样的海归。这几年创业主体有变化吗？

陈大同：十多年前，大概有80%以上的半导体公司都是海归创业。

原来国内半导体产业百分之百是国营，上世纪90年代国外的半导体公司进入中国市场后，把大部分国企都冲垮了，只剩下一些军工企业。后来十几年半导体产业发展起来，基本以民企为主。那个时候海归是有优势的，他带着技术和产品回来，主要是技术。另一方面，海归因为在国外大公司做过，比较容易被VC认可。这是为什么，十年前以海归创业为主。

但海归也有天生的劣势，就是对于市场特别是国内市场不了解，所以一般回国后都得走上几年的弯路。他们喜欢用一些世界领先的技术，做世界领先的产品，做出来后就发现中国没有世界领先的客户，于是他们的产品只能对标欧美客户。但创业小公司做欧美市场基本上没戏，很多公司在这阶段就死掉了。一部分海归回国后能想明白，国内客户需要什么，用高科技做出一个适应国内市场的产品，这样公司就发展起来了。

经过这十几年的发展，国内的工程师都培养起来了，也都见过创业是怎么一回事，现在是以国内人才的创业为主。他们的最大优势在于，对于本地市场非常了解。另外，近年来，VC也不都是从海外回来，国内也有许多基金，这些都造成了现在以国内创业者为主的局面。

“硅谷的衰败值得借鉴”

澎湃新闻：你在1995年的时候在硅谷创办了豪威科技，那时在国内恰好出现联想的“柳倪之争”，一个坚持走商业路线，一个走技术路线，最后联想选择了商业路线。你怎么看当时的选择？

陈大同：30年来，国内民营企业基本上是沿着“贸工技”这条路发展的，需要一个个台阶往上走。第一代公司是以贸易为主，联想、华为等全是从做代理开始的。联想属于中国的第二代公司，以制造加工为主。但很遗憾，联想没有能上“技”这个台阶，这是它的问题。华为为什么做得这么好，因为华为最后是以技术驱动，是第三代公司。目前，华为正在向第四代公司（创新公司）发展，华为手机已出现了一些创新功能。

当然，联想当时也没错。国内大批的成功公司，海尔、海信、长虹、康佳等，几乎全是这类公司。这类公司有个特点，就是技术研发能力比较弱，但是生产能力特别强，中国公司终于知道什么叫质量保证，什么叫成本控制，什么叫服务客户，原来都没有这些概念。但是你只是模仿，做出的产品没有特色，就只能靠价格战。

靠价格战的一个重要指标是毛利，毛利是区别第二代公司跟第三代公司的一个根本性指标，凡是毛利低于10%的，都属于制造公司，净利在1%、2%的样子。毛利这么低，根本拿不出钱来做研发，造成恶性循环。

但是联想当时要直接以技术研发为主，一步上两个台阶，他们早就死了。因为技术研发是有规律的，做技术研发很难，做不好往往烧了很多钱还是死掉了，做制造是风险比较小的，反正做完了就能卖。任何一个公司你去看它的研发投入是多少，就能判断它是技术取胜，还是制造取胜。

第三代公司靠技术研发取胜，第四代公司则是靠创意取胜。比如像苹果公司，苹果的特点是做的东西都是原来市场上已有的，但它的产品一出来完全跟别人不一样，颠覆这个产业。靠创意取胜最难，半导体产业还没到这个阶段，但是迟早会有的。

澎湃新闻：中国半导体产业主要靠进口替代，什么时候我们才有可能摆脱这种局面，变成自己去开发一种新的产品，而不是学习别人，模仿别人？

陈大同：依赖或者模仿只是一个过渡阶段，但是真正要生存下来，要发展好，一定要有自己的创新。创新一般是从小的、适合本地功能的微创新开始。比如像展讯，展讯的第一创新是双卡双待。中国在功能机上出现双卡双待的需求，于是展讯做的单芯片双卡双待一下就火起来了。

开始的时候模仿，就跟学画画似的，先临摹人家的，但是到一定阶段一定要创新，谁创新得好谁能走得更远。现在，不少国内半导体公司已经开始有了创新产品，这是一个很好的趋势。

澎湃新闻：硅谷有没有我们可以审视或者参考的经验？韩国和中国台湾的半导体产业在这些年快速崛起，他们有没有什么经验是我们可以学习的？

陈大同：美国硅谷很值得我们学习，但它的半导体产业基本上是十几年前的事了，从上世纪六几年到上世纪九几年是它的辉煌时期，但是过了2000年后就衰败了。

硅谷半导体产业衰败最大的原因是由于美国的产业虚化，电视、冰箱、手机等制造业全搬到亚洲、搬到中国来了。芯片公司的客户搬走了，它怎么办？为什么这么多的海归回国创业，一些还取得了成功，是由于市场到中国了。这是我们特别值得借鉴的一件事。

过去几年之内，欧美大公司合并趋势明显，几十家大公司最后只剩几家了，硅谷那种模式已经进行不下去了，只得靠合并来跟中国抗衡。在2013年以前，半导体产业在国际上的合并案例非常少，2013年以后，由于受中国发展的刺激，这些并购全是这几年发生的事儿。如果高通跟博通两家再谈合并，那剩下的fabless、设计公司就非常少了，只剩下IDM（设计制造一体）公司。所以硅谷现在是一个衰败的过程，而中国还是非常欣欣向荣的。

另外一个非常有借鉴意义的是日本。日本在20年前特别厉害，现在它的半导体产业几乎全军覆没，原因也很简单。20年前日本的电子产品遍布天下，索尼、松下等五大品牌统治全球，所以它的芯片厂商供应给本国的电子产品厂商就行。现在那些电子产品绝大部分被韩国和中国台湾、中国大陆三方打没了，客户没了，造成日本整个半导体产业的全军覆没。

短期我觉得最厉害的是韩国，韩国的发展模式是我们可以借鉴的。为了做存储器，韩国三星公司前面大概10年一直是亏损的，背后其实有国家大量的支持，做起来后三星就天下无敌，把欧美企业打败，把日本企业打败，垄断全球。

来源：澎湃新闻 

作者：卢梦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