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2月22日世界贸易组织成立以来签署的首个多边协定——《贸易便利化协定》刚刚在瑞士日内瓦正式生效。3月18日，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对外发布联合公报中，则10 年来首次删掉了“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内容。

这似乎印证着贸易保护主义确实在抬头。

世界银行最新一期发布的全球贸易年度报告显示：全球贸易已经经历了5年来的低增长，其中2016年更是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增长最慢的一年。全球商品和服务贸易增速仅为1.9%，而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正是导致全球贸易增长下降的主要原因。

眼下，英国已经启动脱欧程序。据美国政经新闻网站Politico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或将签署一项行政命令，重新考量与贸易伙伴之间的所有协定，这或涉及到14项贸易协定，波及包括两个区域性协定，一个在北美国家间的协议，一个与中美洲以及多米尼加共和国间的协议，以及美国与亚洲、南美洲、中东和澳洲之间多个双边协定。

全球化始于贸易。随着国家政策的不确定性增加，自由贸易也走到了十字路口。

自由贸易VS 公平贸易

与自由贸易相对应，“公平贸易”这个词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竞选阶段就频频出现。在其看来，正是由于现有的贸易协定的存在，导致了美国产业工人就业岗位的丧失和工厂的倒闭。他常常提到的例子包括：2016年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达到了创纪录的3470亿元；美国2016年进口了392.61亿美元的日本汽车，但美国向日本出口的汽车仅为5.18亿元。

一面是昔日汽车工人的失业，一面是外国车大举进口。贸易逆差早已让美国制造业的从业者患上了“贸易全球化被害妄想症”——外国人偷走了我们的工作。而这些居住在美国传统制造业核心州——被称为“铁锈地带”的选民，则正是特朗普竞选理念的忠实拥趸。

只是，真是因为自由贸易引发了贸易的不公平，继而让这些工人失业的吗？

美国劳工部门数据显示：1960年有24%的美国人在制造业部门工作，1980年有19%的美国人在制造业部门工作，2000年有13%的美国人在制造业部门工作，这个数据到2015年只有不到10%。 而根据布鲁金斯协会的评估，美国创造100万美元的制造业产出，1980年时需要25个工作岗位，而现在仅需6.5个工作岗位。

而期间正是以自动化、信息化为代表的技术应用在制造业领域深度渗入的时期。美国工资占GDP比重从 1970 年的 58.4%，降到了 2015 年的 52.7%，但企业用于固定资产上的投入却提高到15.6%。这说明，企业家更愿意在研发和新技术上花钱，而不是雇佣更多的员工。

与技术升级叠加的是自由贸易带来的资源全球配置，当企业家发现有更好的成本配置方式，自然要做出理性的选择，例如更多进口日本汽车，但是提供更多的服务贸易出口。即使在2016年美国对外贸易逆差创纪录达到5002.25亿美元的时候，当年服务贸易也实现了顺差2470.82亿美元。

产业结构的变化让不同的群体在分享经济发展收益方面的感受出现差别。仍以美国为例，在金融业，GDP每增长1%，从业者的收入就会增长5.6%，而在制造业，仅能增长2%~3%左右。

“体力劳动者更容易受经济波动影响，比如建筑业和制造业从业人员；而富裕阶层，他们的主要收入来源于股票和红利。”经济学人智库中国研究总监任韬表示。

代表较发达经济体的G20默许删除联合公报中“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的措辞，而新兴经济体则力挺通过《贸易便利化协议》。曾经新兴经济体对融入全球化很担心。但现在反过来，发达经济体似乎开始阻碍进一步全球化。

对于这种反差，正在海南召开的博鳌亚洲论坛2017年年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姚枝仲对《中国经营报》记者表示：“贸易全球化的效果总是双面的。而一个国家融入全球化的成败，取决于对待利益受损人群的政策、态度和措施。现有情况看，中国的补偿是比较有利的。下一步的全球化推进在于如何管理全球化所带来的不利影响。”

“但是现在，由于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全球化的速度确实是在放缓了。”

这是英国金融时报全球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做出的判断。他在3月15日长江商学院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这种放缓除了有贸易保护主义兴起的成分，但是全球价值链上的机会正在逐步减少也是需要正视的一个事实。”

在对外经贸大学副校长林桂军看来，这些外部因素有影响，但是根本上看，新兴经济体，尤其是亚洲国家面临的最重要改变是过去20年、30年所驱动亚洲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全球减值链的分工，全球价值链的价值分配出现了重要的变化。

正在放缓的全球化

“距离我们最近的两次大型的贸易谈判，一次是1995年的乌拉圭回合(编者注：一次全面改革多边贸易体制的谈判)，另一次是2000年左右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我们就没有再见到过这样大型的贸易谈判。这也就是说，其实全球贸易的自由化，已经成为过去的一段历史，离我们也是非常非常远。”马丁·沃尔夫指出，前两次谈判完成之后的一段时间内，全球贸易总量都出现了快速的攀升，而这导致的结果是绝大部分的跨境资产都掌握在了大型的金融机构以及政府手中。

现在看来，全球化从扩张到收缩的转折时刻是出现在2008年。 在随后的很多年内，每个国家都疲于应付金融危机的影响，这个过程中国家内部的分化和不平等也在出现。“最重要的是，金融危机影响到了人们对于政府的信任感。”马丁·沃尔夫说。

这也为民粹主义的兴起提供了社会心理上的解释。这一社会情绪也让经济学家们深感担忧——有让经济放缓陷入恶性循环的可能性。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副总裁朱民披露了几个重要的趋势：历史证明，大的危机之后GDP的增长都非常缓慢，目前全球经济都进入了滞缓增长的阶段；全球都在面临老龄化的问题，目前的趋势如果人口只从发达国家转移到了低收入国家，人均GDP只会更低，也就是说没有办法实现更好的世界经济的增长；通过对贸易产品需求偏好的变化研究发现，收入对进口产品的弹性是有影响的，人们有更多钱的时候，更愿意把钱花在服务上，而不是贸易产品上。

“当贸易都慢慢停滞和减缓下来了，而且我们对贸易产品没有强有力的需求了，人们需要更多来自国内本土的服务，这将对全球贸易有巨大的影响。而如果坚持民粹主义和保护主义，不接纳移民，长远看则意味着承担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生产率下降。”朱民表示。

显然，特朗普的上台以及他所倡导的政策看似是出人意料，但从某种程度上捅开了当前全球化面临的深层次矛盾。在其看似“搅乱”全球化进程的举动中，其实给了全世界一次重新反思全球化进程的机会。

“全球已经到了政治和经济非常复杂和敏感的危机点了，西方世界不断地四分五裂，而美国不断地转向民粹主义和保护主义，现在这种情况短期内是不会好转。中国要严肃地考虑自己在探讨全球需求再平衡过程中的作用，这也要求在中国主导并且在中国国内开展非常庞大的变革。”马丁·沃尔夫表示。

作者：李银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