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3日凌晨，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备忘录，宣布对中国进口商品征收600亿美元的关税。几小时后，中国商务部便发布声明进行反击——对美国进口水果、猪肉、葡萄酒等商品征收30亿美元关税。

中国与美国，全球体量最大的两个经济体间的贸易摩擦再次升级。美国对华政策改变、对华征收高关税将带来哪些影响，中国应该如何应对？5位中外经济学家给出了各自的建议。

林毅夫：美国对华征收高关税，不符合美国利益

美国对华征收高关税，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林毅夫分析认为：一、劳动密集型产品回流美国生产的可能性非常低。二、使美国消费者成本增加。美国对生活必需品的量的需求不会因为进口价格的变化而有太大的变化。对华进口征收45%的高关税，这将导致：继续从中国进口，消费者增加45%的成本；或者从其他国家越南、印度、非洲进口。但这些地方的产品价格比中国贵，因此如果转移到其他地方进口，对中国的逆差会减少，但是同其他地方的逆差会增高，消费者付出价格也会增高。三、美国对华征收高关税是为了选举利益，不符合贸易的互惠双赢原则。真正对华采取高关税，将使选民利益也受损，因此比较可能的是对中国的几样产品象征性地征收高关税。

面对美国对华征收高关税，中国的应对策略包括：一、不要过度反应，应该有理有据，可以采取一些必要的反制措施，但不要全面反击。二、顺势推动国内的全面深化改革。三、如果美国过于强硬，我们也可以对美国一些产品征收高关税。因为美国从中国进口的产品几万项，每一项数量都不是很多。但是我们从美国进口的产品主要是四项，如大豆、玉米、计算机芯片，多一点关税，美国生产者绝对比中国生产者感受更明显。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希望中国慎重对待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认为，美国的总体贸易赤字主要是由宏观经济政策决定的，受到国内储蓄和国内投资的影响。特朗普的减税法案会增加财政赤字、减少国内储蓄，所以美国贸易将会在多个层次、对多个国家扩大贸易赤字。

美国对从中国进口的产品征收高关税，是否能够减少双边贸易赤字难以确定，要看中国如何应对美国的举动。如果中国像我们预期的那样，减少波音订单、减少进口大豆，那么美国虽然减少了从中国的进口，但也同时减少了对中国的出口。

美国征收高关税的举动为减少贸易赤字提供了可能性，但是不能确保贸易赤字一定会改善。

中国已经在很多领域拥有技术，有清华这样的大学，可以独立创新，不用依赖外国技术进口和转让。中国现在做出少量让步，代价也要比10~15年前的代价高。获取知识和技术的方式很多，让步是很危险的。中国应该坚定地不妥协，同时继续扩大内需和内部增长。

我认为中国能做得最好的事情就是，像过去一贯的做法那样，非常慎重地应对，在法制框架内行动。不要愤怒地大吼大叫，不能让特朗普钻空子，也不要让他的行为升级。我认为中国现在的应对是非常负责任的。特朗普就像一个运动场上的暴徒，我们不能让他得逞，也不能把自己拉低到和他一样的层次。

姚洋：以“我”为主应对中美经贸关系和战略的转变

对于如何应对美国对华战略的改变，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认为，第一，增加进口和国内消费。习近平总书记十九大上提出现在的矛盾主要是不平衡不充分发展问题，出口的快速增加将造成越来越多的贸易不平衡发展，显然继续大力度鼓励出口不是我们应有的方向。在达沃斯会议上，刘鹤提出今年中国会实行更多的开放政策，将持续增加进口力度。中国每年进口大约两万多亿美元，其中消费品进口仅占3%-4%，不足其他国家的一半。因此，我认为中国已经到了继续开放消费品进口市场的时候。此外，在经贸关系方面要以国内需求为主，中国经济在转型，需要增强国内消费。

第二，实行负面清单制度，持续扩大外资开放领域，激励民营企业做得更好。负面清单制度说了不止10年，至今还未能出台，现在的行业管理都是有罪推定，导致行政成本极其高昂，也使得部分产品国内价格远远高于国外市场价格。政府应该及时出台负面清单，扩大对外和对内开放，增加行业竞争水平，通过“快鱼”激活“慢鱼”，激励民营企业创新发展。比如，从家电、汽车等行业对外放开竞争的历程来看，放开竞争后，民营企业没有倒下，反而促使我们的民营企业做得更好。

第三，实行国企改革。美国对中国抱怨很多的一点就是国企的补贴太高了。如果现在去清算国有企业在海外的资产，恐怕80%危机之后购买的资产都亏了，而且不是亏一点点。这些钱都是拿国家补贴得来的，从我们国内来说，这种海量的补贴也不是应该的。

因此，我们应以中美贸易摩擦的外溢效果来推进国内的改革，如果能做到以中国“我”为主的立场，重新考虑中美经贸关系，也许会把中美关系理得更顺。

向松祚：中美贸易关系的复杂性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副所长向松祚认为，中美经贸关系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现象，也是中美关系里较为复杂的一个侧面，主要表现在货币金融、政治因素等层面。

从货币金融层面来看，美国对华的贸易逆差不完全取决于中美关系，从国际货币的运作体系看，只要美国是储备货币发行国，就必然是贸易赤字和国际收支赤字国家。从货币金融层面来看，美国贸易逆差本质是贸易体系的内在结构造成的。

从政治因素方面看，一方面，美国担心全球领导者、规则制定者和国际霸权地位的丢失，担心中国会取代他。另一方面，东西方文明有很大差异。西方宗教是排他的，不信基督教就是异教徒。但在中国，儒释道是一种融合的文化。这种文明的差异会使得中美的纷争可能持续下去，甚至有愈演愈烈的态势。

基于以上判断，中国如何应对？第一，讲究策略。主流媒体，特别是官方媒体，以及重要大学、研究机构有名望的学者在发表言论的时候需要讲究策略，管理好自己的情绪，特别是对中国非常不利的措词要慎重，以避免让美国解读出一些错误信号。第二，在具体措施上应该因势利导。格林斯潘回忆录说，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美国通胀越来越低，但遏制通胀不都是美国的功劳，中国源源不断地把廉价产品输入美国，才是对美国维持通胀的最大帮助。这些观点道理应该向美国讲清楚，不能任由其完全政治化、情绪化的言论和认知主导。

徐高：中美贸易战的因素分析

光证资管首席经济学家徐高指出，中美和则双赢、战则双输，不打贸易战对中美双方均是有利的，但中美贸易战仍有触发的可能。从短期看，美国主要目标是要降低对外贸易赤字。特朗普上台前就誓言降低美国对外贸易赤字，但美国对中国贸易逆差从2016年3470亿上升到2017年3721亿美元，反而对中国贸易赤字增加了。现在正面临着美国中期选举，特朗普一定会采取比较强硬的态度并释放信号来为选战服务。从长期看，现在美国精英认识到中国不可能走美国的发展道路，且未来中国经济规模预测会超过美国。从世界历史上来看，一个国家从第二超过第一的国家，往往是通过战争实现的，即便两个国家不打仗也会有很多的矛盾冲突。因此，中美贸易的摩擦和冲突必然会增加。

中美之间的深层次矛盾无法化解。首先，核心矛盾是第一与第二的历史性矛盾，美国不会轻易把第一的位置拱手相让。其次，是中美发展道路的差异，两个国家有各自的发展模式。作为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发展模式不可能全盘西化，美国想要中国走向美国模式，这是中国不可能给的。这种情况下，美中矛盾就存在着激化的可能。因此，在这种格局下，如何处理美中关系？从博弈的角度看，不可能根本性化解中美之间的矛盾。

如何防止矛盾的激化？第一，建立威慑。中国是贸易顺差国，美国是贸易逆差国，如果贸易战爆发，中国无非把本来输出给美国的东西留给自己用；但如果美国不再从中国进口大量生活必需品，则会引发美国国内居民福利大幅下降，必定会侵蚀特朗普的民众支持度。

第二，充分运用多边框架结成的统一战线。中国是全球自由贸易受益者，如果中美贸易战爆发，中国对美国出口减少，会间接伤害到其他国家的利益。在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里，有很多增加值高的中间品是从其他国家进口组装后再卖到美国所获得的，如iPhone。从这个道理讲，中国有很多利益同盟国家可以结成统一战线来应对美国。

第三，采取反制措施。中国可以将服务贸易这一大市场开放给美国的竞争对手——欧洲，或者让美国进入中国市场的速度稍微慢一点，美国作为服务提供大国，绝对不愿意失去中国服务贸易市场开放先机的。这种做法将比向美国征收进口商品关税的效果更好。

第四，从中国内部着手，扩大内需。如果贸易战爆发，中国的外需将下降，维持国家的经济稳定就要扩大内需。从短期看，内需可以来自投资，一定时间内依靠投资来维持经济增长稳定是有必要的。从长远来看，在产能过剩的世界经济里面，产能不是约束，需求才是约束。中国除了做世界工厂以外，还需要转变为全世界的大买家，要为全世界创造需求。

来源：经济观察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