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30年我最大的感受是，海南作为中国的大家庭的一员，过得还不错，与台湾的差距从过去的44倍缩小到3倍，海南还在发展，还需改革，还有希望。”

这是海南发展改革的见证者，原海南省行政学院院长、省委党校副校长廖逊教授在海南建省办特区30年之际，对海南这30年发展的评价。他在海南发展的起起伏伏中，将学术研究用于实践，又从实践收获诸多感悟。

初出茅庐 新理论服务新省份

1988年海南建省初期便大刀阔斧进行改革，其中一项就是省级行政机构改革试验，实行省直管县体制，探索“小政府、大社会”管理架构。

这改革最初来自一个青年人在书斋里的构想。1986年，36岁的廖逊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工作，在大量阅读研究后，他拿出了一篇论文——《马克思恩格斯“小政府”思想与当代经济改革》。

廖逊回忆，1987年除夕他接到国家体改委副主任贺光辉的电话，要求他用2000字把论文的主要思想写一篇浓缩版，供领导参考。“没想到9月就在《人民日报》上看到了海南宣布筹备建省、办特区的消息，其中明确提到海南政治体制改革方针是党政分开、政企分开；实行‘小政府，大社会’管理模式。”

廖逊没有想到，就是这篇文章，使自己的一生与海南结缘。

时任海南建省筹备组负责人梁湘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专家组到海南制定经济发展战略，在众多题目之外，又增加了省级行政机构设置的课题。单位领导推荐廖逊参加，梁湘直截了当说，“我们要的就是这种人。”廖逊回忆，他被要求在最短时间内奔赴海南，“当时全所动员，通过各种关系，帮我买去海南的机票，三天后飞往海口。”

廖逊此前一直从事经济研究，从未涉足机构设置，于是在三天时间里跑遍图书馆，找来二三十本小册子研究世界各国政府机构如何设置。

几天的日夜苦读让他理出几条主要思路：一是在机构设置中打破生产领域和流通领域的界限，才符合管理市场经济要求；二是要打破外引内联界限，建立一个窗口对外、一支笔审批项目，一本政策招商的经济合作部；三是要尽可能归并机构。

廖逊到海南后，海南的省级机构设置方案已经做了六稿，“许士杰(海南首任省委书记)和梁湘(海南首任省长)两位老先生急了，对做方案的人说，你们的思想怎么就不解放呢？赶紧去请教老师。”廖逊说，当天下午相关材料被送到他的房间，晚饭过后，他开始加班加点，午夜终于成稿。“第二天一早上会，中午就传来捷报，方案通过！”

海南的省级机构设置方案，由此出炉。

改革超前 面临各种挑战

廖逊介绍，新组建的海南省政府省直机构共有48个，比原海南行政区的机构少了37个，人员编制减少了200多人。不少机构职能被整合在一起，如设立贸易工业厅和农业厅两个“超级大厅”。在廖逊看来，旧体制下名目繁多的工业、商贸专业局完全可以不设，新体制下的“农林水合一”，也减少了大量扯皮。

“小政府”改革直接导致了一大批行政机构的转轨，从政府走向社会。比如，有11个局整体转轨成为省属专业公司，比如农业局、林业局、水电局、水产局、热带作物局(乡镇企业局)、轻工局等。还有8个局级机构，以前一直是政企不分，一个机构、两块牌子，包括物资局、燃化工业局、建材工厂局等。19个局级机构，全都转制成了省属企业单位，变成总公司或集团公司，800多名行政干部走向市场，成为企业职工，一律不定行政级别。

“不到一线不知道改革的残酷，大批行政机构转轨成企业，许多人毁了仕途，本想着建省之后‘官升一级’，却突然要去学做生意，那些领导已年过半百，还要在期限内自负盈亏。”回忆起当年改革，廖逊很是唏嘘，这么多年也忘不了那些“被改革”的干部。

改革一年之后，廖逊在1988年对效果做了初步总结，发现1988年全国物价改革受挫，而且“沿海经济大开放战略”开始推出，使得海南不能像当初的深圳一样享受独家开放优势，但即便在这样的年景，海南经济仍然取得了空前发展：工业增长25%，财政收入增长43%，GDP增长12.2%。

在他看来，海南当年经济迅速发展的根本原因，是因为在新体制下才能保证特区优惠政策的实施，才能使内地和外国的资金、人才源源而来。而且改革带来了深刻的观念转变：那些经营得好的转轨公司，不愿意再回到政府，而那些经营得不好的公司，即使想回到政府序列中，也不受欢迎。整个社会经济系统，都发生了不可逆转的根本变革。

但“小政府、大社会”的改革也遇到了各种始料不及的问题。

“第一个解体的超级大厅是贸工厅，成立没半年就一分为二，分成了贸易厅和工业厅。”廖逊回忆，海南基础薄弱，处处需要中央部委支持，可是机构难以应对以一对多的尴尬局面，“于是，申请设立机构、升格机构、扩大编制的要求，就像雪片一样飞来。”廖逊回忆，在缺乏大环境协同的背景下搞改革，海南在不少方面举步维艰。

不过，海南各项改革的步伐依然没有停滞。“当时省委书记兼省长阮崇武有两句名言，一是‘先立规矩后办事’，另一个是‘向自己手里的权力开刀’。”廖逊说，从1993到1997年的五年海南推出了改申办企业审批制为直接登记制，全面放开粮食购销价格，实行“一脚油门踩到底”的燃油附加费等66项改革，此外还实行了一系列的机构和社会改革，使当时全国各地改革都到海南来取经。

“30年来，我最深的印象就是当年的改革。”廖逊回忆。

海南改革在路上

正当改革大刀阔斧进行之际，发展的大环境发生变化，海南的发展也一下停滞了下来，经济跌入谷底，GDP增长率由1994年的11.9%迅速降至1995年的4.3%。原本GDP增速连续三年都是名列全国第一的海南，变成了连续三年名列全国倒数。

“当时整个经济一片萧条，满街的烂尾楼。”与廖逊回忆相对应的数据是，不到700万人口的海南，积压房地产项目竟占全国的1/10，留下了594万平方米的空楼和1135万平方米的“半拉子”工程，“烂尾楼”四处林立。不过，海南1995-97年的增速虽然全国偏低，但人均GDP排名保持前10以内。

廖逊说，1998年随着国务院实施机构改革，海南的全面改革与立法工作基本戛然而止。此后多年，作为一个“改革开放超前试验区”，再没有向中央提供过一项超前试验成果，也不再向中央提供过一项立法试验成果。由此时起，在全面改革与全面依法治国方面，海南只是默默无闻地跟进。

但廖逊不认为海南的行政体系改革是失败的，“我们的最大成绩，是让‘建设服务型政府’等基本理念深入人心。”他说，海南的超前改革，至少起到了催生婆、助产士的作用。”

时至今日，老改革人廖逊仍推崇“先立规矩后办事”的政府行为准则，关注海南的改革进程。最近“多规合一”让他看到了过去改革的精神，全省“一张规划蓝图”绘到底，先确定生态保护红线再进行建设，进而推动海南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年来，经济发展取得诸多成就，春天过去不是秋，海南还有时间和机会。”廖逊如是说。

来源：中新网海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