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是推动经济变革的重要力量，而他们的思想不仅是宝贵的精神财富，而且也是中国经济改革的重要印记。哪些经济思想影响着中国经济？哪些经济思想将被时代铭记？

进入2018年，中国面对更加复杂的国内外经济环境，经济发展下行压力增大，在经济发展的新时期，新结构经济学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有何意义？网易研究局专访了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副教授颜建晔。

60S要点速读：

1、对于后发的经济体来说，需要政府发挥前瞻性，去引导发展基础设施、信息公共产品等。

2、基于网络的新经济模式，使得“不可分性”理论在某种程度上被打破了，网络节点数越多，越可能产生指数级的交易以及潜在的福利，这是非网络时代没有的。一个环境中的交易对象（玩家）以及潜在交易对象、潜在交易节点、链条越多，加上不可分性被打破，则交易对象、玩家之间的潜在互动就可能越多，也就越可能产生更大的市场潜力。

3、新结构经济学也正在深化对禀赋及其结构的内涵和外延的探讨。网络结构与要素结构、现有产业结构、基础设施甚至地理结构一样，也可被看作一种禀赋结构，如果政府能够利用好网络结构，因势利导地开发它，允许市场里的主体去利用它，这未必不能成为超越当前发展阶段的契机。

4、美国，不管是互联网泡沫，还是后来的次贷危机，在一定程度上都是通过风险的外溢来缓解本国的危机，其中一个条件是美元是国际货币。所以，人民币国际化，特别是面向比中国发展阶段落后的国家的本国货币国际接受程度是至关重要的，在这其中熊猫债的发行，尤其在中国的资本账户尚未开放的阶段和环境中，是人民币国际化可接受程度的重要举措。熊猫债以国家开发银行的主权信用作为担保，能够让中国资本和国际资本、国际项目接轨，嫁接到发展阶段还次于中国的一些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和资源中，并从中分享它们发展的红利。

5、资本市场的渐进开放也是抵御国际金融波动的一个重要手段。中国资本市场渐进开放的路子毋庸置疑是走对了。

以下为专访精编：

网易研究局：如何理解新结构经济学中的“有为政府”？

颜建晔：关于市场与政府的辩证关系，新结构经济学里有很重要的表述——市场有效要以政府有为为前提，政府有为要以市场有效为依归。新结构经济学，我的理解，一直是很注重市场的有效运作这个方面的。这个从新结构经济学的前身，即我们在北大做学生时代学到的林毅夫教授的比较优势理论，一直是要强调遵循禀赋结构的市场发挥比较优势的发展模式，而要去除政府违背比较优势干预与赶超的“悲剧”，而且林毅夫教授、王勇教授受到系统训练的芝加哥学派，也是一个尊重市场有效运作的理论体系。而这个市场模式又怎么升级、升格为包括和强调了政府及其有为作用的新结构经济学版本了呢？我的理解，是林毅夫教授走出中国、在世界银行仔细观察、诊断、总结100多个经济体在不同发展阶段、在发展阶段之间演进、成功与失败的一些共性得出来的一些创新性结论。即，在每一个静态发展阶段的切面上，市场的自发优化是第一位的，政府不知道每个参与者偏好的信息，政府不能代替市场。即静态的比较优势理论，按照比较优势发展，财富积累了，变成资本，那么禀赋结构开始发生动态演进，资本劳动比发生变化了，昨天的比较优势，今天还是么？那这时候怎么办？市场在发展阶段之间还能自发最优地演化么？我们从理论和现实的角度，都看到需要一个具有前瞻性视角的政府，看到下一阶段市场有效运作将要遇到的短板、瓶颈，而政府可以有为地去除它，预先引导基础设施、公共产品、制度建设。政府有为可以为动态的市场有效提供持续地便利以及比较优势顺利动态演进和发挥的催化剂。

而通过不止一次的学界辩论，我们似乎有一个感觉，部分公众界人士、甚至学界认为当下众多的学派观点中，新结构经济学只站在政府的那一侧，于是对此的疑问：政府有为或者政府的作用真的这么重要吗？政府有为到底怎么有为？政府的作用到底能不能代替市场？我觉得，这些问题提出的本身似乎反映出一些对新结构经济学学理的误解，或一些程度上的以偏概全。但细想起来，这些误解又有它的历史渊源。你比如，从莫干山会议之后，人们开始系统地引进、教学、研究西方经济学，这里面与中国之前政府主导一切经济的一个显著差别就在于要允许市场自发地运作，而且即使到今天，很多领域的市场化改革还不到位、不够深化，这句话，从广义和一般意义上来说是对的。但是市场化改革本身，并不意味着政府的消失，或者仅仅充当守夜人？

新结构经济学是在一个更高的维度看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并且这对关系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结构依存的，不同的发展阶段，政府与市场的最优组合可能是不同的。而且最重要的是，新结构经济学中的政府与市场只是其基本学理的一个推论。比如说，目前，新结构经济学最主要的成果之一是林毅夫教授、王勇教授和鞠建东教授在《货币经济学》杂志发表的论文——《endowment structures, industrial dynamics, and Economic Growth》，这里面没有政府啊，讲的是随着禀赋结构的变化，产业结构会变化。这其中实际蕴含了一个假设，即市场是完全竞争的，没有信息不对称，没有不确定性，没有外部性，在满足这些条件的情况下，市场自发演化是最有效率的，政府也不能代替市场。试想有一个最先进的经济体，什么都是最先进的，也没有摩擦、没有信息不对称、没有外部性，现实的第一大经济体美国，即使是人均GDP第一的某个经济体，也都达不到假想的先进状态，也没有人和他贸易战，也没有政治冲突，那这个时候，政府需要有为的余地在哪呢？也许确实没有，政府可以在这样假想的环境中退化为守夜人。但是对于现实纷繁复杂、尤其对于后发的经济体来说，政府能够看到、也确实存在前面更先进的发展阶段，需要政府发挥前瞻性，去引导发展基础设施、信息公共产品、包括制度建设等，因势利导地实现比较优势的演进。所以总体来说，新结构经济学基本学理中的政府与市场，不是简单的最优组合，而是一个组合函数，因时、因地、因发展阶段，最优组合是不一样的。而且，目前的微观经济学、阿罗-德布鲁一般均衡体系中，需要政府发挥作用的市场失灵都是外生给定的，这也是很多学者认为政府在有外生的市场失灵时发挥有限的守夜人作用就可以了。我们在新结构经济学中希望理论上开发的是，我们看到的市场失灵可能是发展阶段之间内生的产物，前一个阶段的优势可能成为后一个阶段发展的掣肘，于是这可能是从理论上催生政府有为在经济发展阶段之间能有用武之地的探讨。

网易研究局：从要素禀赋结构看，正在崛起的新经济会成为中国在新时期“弯道超车”的契机吗？

颜建晔：这好像是两个问题，先是要素禀赋结构，那么它其实会动态演化。第二个是新经济、弯道超车，这和要素禀赋结构的演化规律是否有矛盾。实际上啊，“弯道超车”这个词，也正是林毅夫教授在新结构经济学的研究背景下最先提出来的。

我们在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中有两个团队，一个是科学研究团队，由王勇老师领导的包括我在内的多位同事，另一个是智库团队，包括国内和国际两个方向，关注要素禀赋结构动态演进的环境下，某个行业、地方政府乃至某个国家应该如何做好以下工作：一是如何利用当前的比较优势，二是如何前瞻性地发现未来的比较优势，三是怎样做好与自己发展阶段不同的国家之间的优势转换。

何谓“转换”？现阶段，在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里，中国的劳动力成本明显上升，这时候就会有一些工厂把生产转移到劳动力成本比较低的地区或国家。比如东莞的华坚鞋业，它把制鞋的生产线转移到非洲，因为非洲有大量尚未工业化的、廉价的劳动力，这就属于国际之间的优势转换，这里确实需要有为政府的因势利导，比如出台一些降低交易成本的便利措施、鼓励措施甚至是催生措施来实现比较优势的演进。这里就不是简单的政府充当守夜人，毕竟世界没有大同啊，国际障碍，以及寻觅发展阶段中适于承接本国“转换”优势的交易对象、国家、地区，还要能产生互惠的发展阶段优势转换，是政府有为的体现，这很难是单个企业主微观决策能做到的，相反地，政府有为为市场有效、为比较优势的演进注入了正的外部性。

再来说一下“新经济能否帮助中国弯道超车”的问题，我认为，这波新经济的潮流实际上是一个横截面，对各种经济都会造成冲击，或者机遇。

新经济包括几个关键词：人工智能、大数据、互联网金融、众筹等，这些新技术产业打破了“不可分性”（网易研究局注：如果一种商品具有一个最小单位，在此单位之下其质量仍保持不变是不可能的，那么我们就称其商品是不可分的，这种性质就称为不可分性）。可以说，基于网络的新经济模式，使得“不可分性”理论在某种程度上被打破了，网络节点数越多，越可能产生指数级的交易以及潜在的福利，这是非网络时代没有的。一个环境中的交易对象（玩家）以及潜在交易对象、潜在交易节点、链条越多，加上不可分性被打破，则交易对象、玩家之间的潜在互动就可能越多，也就越可能产生更大的市场潜力。

为什么新经济在中国的发展态势不错？之前，中国的网络节点的数量也已经足够多了，但大多数人只是分享着一些资源，由于不可分性，这些散的资源由于规模又不够大，难以产生技术的跃迁和新产品的出现，所以之前这种网络结构在不可分性的限制下还成为了劣势。但是有了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不可分性被打破了，网络节点和资源的互动能够以任意小的单元展开并且日益频繁，比如说共享经济的出现，也就带来更大的市场活力和潜力。

总的来说，新结构经济学也正在深化对禀赋及其结构的内涵和外延的探讨。网络结构与要素结构、现有产业结构、基础设施甚至地理结构一样，也可被看作一种禀赋结构，如果政府能够利用好网络结构，因势利导地开发它，允许市场里的主体去利用它，但又根据中国相应的发展阶段去规制它，这未必不能成为超越、跃迁当前发展阶段的契机。

网易研究局：今年，阿根廷、土耳其等多个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出现了波动，从新结构角度有什么建议？

颜建晔：阿根廷、土耳其等国家近期出现了大幅的经济波动，有他新一届领导换届政策不当的因素，但我更希望能从历史根源的角度，探寻一下。同时我们还看到一些这次并没有浮出水面的经济体，即并不是大幅波动，而是发展处于停滞状态。谁？墨西哥。前述一些国家，不管是波动、还是停滞，他们在历程上所经历的共性是什么？比如说墨西哥，它的市场全方位非常开放，不是说不要开放，在诺奖得主斯宾塞和索洛组建的增长研究委员会中发现，成功的经济体5大显著共性之一就是开放，但这是一种讲究时机、范围和结构的开放，而不是像墨西哥那样，未充分考虑结构性的市场放开，这也是走出发展经济学1.0、即赶超策略，但步入发展经济学2.0、即华盛顿共识、全面私有化和无条件开放的典型例子，矫枉不能过正，这使得开放当时还不适应世界经济格局的市场结构暴露于世界市场之上，之前遗留的并不适应比较优势的经济结构又变成了无法适应外部世界分工的格局。

政府要根据目前的禀赋结构，作出前瞻性的判断和布局，这个禀赋结构是广义的、抽象的，如前面说，也许不光是资本劳动比，产业结构，还包括新经济时代的网络结构、城市农村之间的分布结构等等。

网易研究局：从新结构经济学角度来看，对于中国现阶段的国际战略有什么样的观点和评论？

颜建晔：目前来看，国开行主承销发行的熊猫债是比较符合学理，也比较符合实际及目前发展阶段的人民币国际化的途径。能够让中国资本和国际资本、国际项目接轨，嫁接到发展阶段还次于中国的一些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和资源中，并从中分享它们发展的红利。与此同时，也允许一些外国潜在产能与中国过剩产能以人民币计价的形式“优势转换”、互惠合作。

这个问题，在我的理解里面，还涉及“第二大经济体陷阱”这个话题（网易研究局注：是指成为世界第二大的经济体，很难成功超越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现象）。

从历史上看，中国不是第一个走到这一步的国家，前一个是日本。日本经济从二战之后大部分能够达到每年以百分之十几的速度增长，但最终也没有超越美国，止步于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东南亚金融危机，日本房地产泡沫破裂，经济增长陷入长期的停滞。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美国的决策层没有意识到中国的政策会对他自己有影响，也不认为中国是有实力和美国“下棋”，直到2009年，中国超越日本，来到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位置。

美国超越英国成为第一大经济体之后，再也没有出现第二到第一的案例。我觉得，本国货币的国际性结构，很重要。美元是国际货币，那么美国的金融危机就可以通过资本市场对美国完全开放的国家稀释风险。第二大经济体的货币能不能成为真正的国际货币呢？同样取决于本国货币国际化的方向与结构。日本当年也发行了武士债券，但是有没有达到让发展阶段还次于日本的经济体能够充分接受日元计价结算的程度，注意这不是面向更发达经济体，即第一大经济体的开放和国际化。应该来讲，当时的实际情况，在第三大经济体往下，日元难以和美元并驾齐驱，因而无法稀释它本国的房地产金融危机。反观美国，不管是互联网泡沫，还是后来的次贷危机，在一定程度上都是通过风险的外溢来缓解本国的危机，其中一个条件是美元是国际货币。就好比一个例子，水龙头打开，上游的水留到中游，中游要想让自己不堵塞，是要一方面适度打开面向上游的截阀，但更重要的是让下游更好地愿意接着自己留出去的水。

我不是货币和汇率问题的专家，这里仅谈资本市场开放的流程和幅度，以及人民币国际化的节奏、范围和去向，和目前的一些研究有关。人民币国际化，走出国门，8个方向，一视同仁？还是注重国际化的方向与结构？

所以，人民币国际化，特别是面向比中国发展阶段落后的国家的本国货币国际接受程度是至关重要的，在这其中熊猫债的发行，尤其在中国的资本账户尚未开放的阶段和环境中，是人民币国际化可接受程度的重要举措。

另外，资本市场的渐进开放也是抵御国际金融波动的一个重要手段。国际金融和人民币国际化专家、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副校长丁志杰教授也一直认为，中国资本市场渐进开放的路子是走对了，林毅夫教授也在新结构经济学与发展阶段的视角下认为中国的资本市场应该渐进式开放，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联储的一些理论和实证研究也涌现出一些对资本账户开放的反思。如果出现了一些外生的、无法控制的国际经济问题，我觉得目前中国资本市场渐进式的、有控制的开放，能够以最优的方式化解风险。

来源：网易研究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