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0月，我问上海的一所重点中学的校长怎么看上海的新高考改革。这位校长笑而不语，良久才开口说，方案很理想，但现实是另一番境况。虽然他的回答隐晦而有些模糊，但看得出他的迷茫，也是一所重点中学面对新高考处境的迷茫。

同样的问题我抛给了上海的一所普通中学的校长，当时上海已经进行了选考的等级考试，他所在的学校成绩逆袭，取得超越曾经作为普通校的成绩。这是新高考下新的规则带来的。但他并不为此高兴，反而表现出一种深深的隐忧。

不过，至少表面上，上海的新高考进行地安安静静，几乎没有大的波澜。而浙江的新高考自去年一直被热议到现在，无论是媒体还是浙江的家长们，都在谈论着。期间的选考甚至引发强烈的舆论。浙江一所重点中学的校长在一次会议上直言，这只能算一场高考规则的改变，谈不上改革。

浙江的这位校长认为这不是一场改革的原因在于，招生制度（高考这种选拔机制）没有发生本质变化，指挥棒的方向没有大的转折。基础教育便没有本质改变。

显而易见的是，这场新的高考规则的变动的确打破了试点地区上海、浙江的高中整个教学与管理的原有结构。平衡的打破必然伴随着未知与茫然，没有可借鉴的经验，一切都在摸索之中。

但不可忽视的是，某些坚固的东西出现了裂缝。

上海的隐忧

上海新高考方案与浙江不同。虽然都是“3+3”，语数外三门必考，加上三门选考，构成高考总成绩。但上海是从理化生、政史地六门中选择三门，而浙江是从七门中选择三门，增加的一门是技术。

新方案中，上海实行合格性考试与等级性考试。学生要在政史地、理化生六科中选择感兴趣的三科作为等级性考试。合格性考试内容是以普通高中课程标准中的基础型课程要求为依据，这是高中会考的要求。等级性考试在此基础上加上了拓展型课程要求，难度更大一些，是作为高考的考试要求。

上海与浙江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各科目的合格性和等级性考试，学生只参加一次。学生的选考不像浙江有两次考试机会。方案中提出，逐步探索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向不同年级学生开放、提供两次及以上考试机会的可行性。但纳入高考成绩的等级性考试并未提出多次考。

等级性考试成绩计入总分时，由五等细化为11级，满分70分，最后一级计40分，相邻两级之间的分差均为3分。

上海校长的担忧在于，等级性考试是在学业水平考试基础之上，与此前的高考相比，难度大大降低。学生的学科基础能不能打牢，未来进入大学学习具体专业时能力是否过硬？

还有老师迷茫于高考考试标准的模糊。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教育学会高中教育专委会名誉理事长王本忠在杭州二中的研讨会上提及，上海的一位校长曾在新高考的研讨会上提出，选考缺乏课程标准。国家并没有给出等级考的考试标准，老师按什么标准教，教到什么程度，没有清晰的方向。

另外，因为初次面临文理交叉的选择，大部分学生在选考时考虑的并非真正感兴趣的学科，而是等级考试中能拿到高分的学科。选考的初衷没有在实际中体现。

浙江的动荡

浙江新高考的动静比上海大很多。这与浙江的方案有很大关系。浙江的选考进行两次，分散在高三的10月和4月。

两次考试打乱了此前一直延续的学校教学节奏，刚开始也让学生的高考压力提前蔓延到了高一、高二。

即便是杭州二中这样一所重点高中，同样有这样的困惑。之前，下午三点半以后，学生几乎都在玩社团，但是新高考后，这部分时间被压缩，学生不怎么敢玩了。有些高中为应对新的考试规则，甚至出现两个高三现象，造成越改学生压力越大。

浙江同样面临着学生在选择选考科目时投机的心态过重，没能真正从兴趣出发。选择选考时间时也采用田忌赛马的策略，重在胜过相近的竞争对手。

无论是上海的6选3还是浙江的7选3，新高考中的选考设置目的是打破此前单一的文理分科，给予学生更多选择，按照兴趣选择科目。但选考同时也打破了此前学校的师资结构。在浙江，不少学校选课走班后，出现师资的潮汐现象。

这些是目前实行过程中，出现的显性的问题。有些高中在过去的两年多时间已经逐步探索出解决之道，比如面对师资不足，杭州二中在选课走班时，固定选考中的两门科目，与语数外在同一个班级上课，另一科实行走班上课。杭州四中的措施是教师跨年级上课，跨年级调配平衡师资。这对于规模稍大的高中不失为一种解决办法。

呼吁扩大三位一体招生

让基础教育校长们感到最无措和茫然的是，招生制度没有本质改变，只是在考试规则上进行改动。

最早的新高考指导文件，《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里提到，2017年全面推进，到2020年基本建立中国特色现代教育考试招生制度，形成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考试招生模式。

综合评价与多元录取后来也出现在上海与浙江的新高考改革方案中。上海提出要构建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体系，2017年起，推动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信息在自主招生等环节中开始使用。但除去自主招生部分，普通招生录取仍然按照高考考试分数。

没有明确纳入高考录取范围，高中便没有太大动力推动建立学生综合素质评价。

浙江的方案中有明确提到，采用三位一体招生的高校依据考生统一高考成绩、高中学考和综合素质评价成绩按比例合成的成绩。高考成绩原则上不低于综合成绩的50%。综合素质测试内容和实施办法由高校确定。

对于选择三位一体的考生来说，综合素质实实在在占到高考分数的一定比例。

今年北京大学公布的2017年浙江省“三位一体”综合评价招生简章中显示，通过三位一体综合评价计划招生65名。通过初审的考生需要参加北京大学组织的笔试和面试。笔试与面试的成绩占到录取总分的30%。

据浙江省教育厅消息，去年有8所高水平大学在浙江采取三位一体招生，分别是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中国科技大学、中国科学院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

杭州二中校长叶翠微觉得，采用这一招生方式的高校还是太少，“我们希望985高校都能采用这种方式，至少可以拿出一定的比例来进行三位一体的招生，这样给最优秀的学生一个出口。”

这里高中与高校长期有一个矛盾，很多高中认为大学在招生录取中不看综合素质评价，所以没有做的动力。但大学却诟病高中做的综合素质评价不够真实、可信。高中的综合素质评价究竟怎么做才科学、可用？这一直是基础教育讨论的难题之一。

妥协

制度设计者不是没有想到对招生制度进行真正的改革，但它太关键，牵一发而动全身，也因此有任何风吹草动便偃旗息鼓了。王本忠参与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的起草，当时就提出推进考试招生制度改革，以考试招生制度改革为突破口，克服一考定终身的弊端。

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招生以统一入学考试为基本方式，结合学业水平考试和综合素质评价，择优录取。对特长显著、符合学校培养要求的，依据面试或者测试结果自主录取；高中阶段全面发展、表现优异的，推荐录取。

王本忠说，考试招生制度的改革最初的设计是，考试小改，全国的统一考试不可能取消。具体是把原来的考知识逐步增加考察能力的内容。这个过程并不容易，能力对应的就不再是标准答案，尤其是人文学科，“他要搭出一些不是标准答案的东西，老师怎么给分非常复杂，所以要修改也很困难。”这项改革一直在进行。

最初的方案的设计中也是力图打破招生制度唯分数论，想要借鉴国外的一档多投，考完以后可能被多所大学录取，双向选择。

但是，因为整个社会的诚信制度没有基本的保证，后来又演变成了考试。王本忠谈到，招生制度基本没改，变成了扩大学校的自主招生权。但试点不久，人民大学自主招生腐败事件发生，高校自主招生权一定程度又被收回。最终形成现在的自主招生制度，高校的自主招生录取人数仅占本年度招生计划的5%以内。新高考改革方案中，2015年以后，自主招生的时间点被放在了高考结束后。

招生制度最终变成了现在公布的两依据一参考。依据学业水平和统一高考成绩，参考综合素质评价。

不过，尽管对大多数高校的招生录取来说，综合素质评价目前还只是一个参考，并未形成真正实质的分数，但叶翠微认为，这是一个明确的方向，三位一体至少打开了这扇门，大家都意识到要去做了。至于评价的科学性与真实性，需要一个过程。

一个共识是，新高考的选考模式所指向的给予学生更多元的选择将是不变的方向，叶翠微说大家都很认同，但高考的方法要如何体现高考的要求还需要优化。比如浙江怎么规避两个高三年级的现象，怎么防止学生考试焦虑提前，考试时间是放在学期中好还是放在学期尾好？

一切还未成形，尚在摸索之中。

来源：芥末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