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推进渐臻佳境，仍有一种观点认为，环保法尤其是“史上最严”新环保法的实施直接或间接导致了地方经济的短期不振。3月11日，环保部长陈吉宁在两会记者招待会上被问及“重拳治污会不会拖累经济”时回应说，“环保和发展不是对立的”。

老崔以为，在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二者平衡点的调和上，“先污染后治理”、“先破坏后修复”、“矛盾不可调和”及“保护第一”等论点都是有失偏颇甚至严重违背可持续发展初衷的。

总体而言，中国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一般意义上的矛盾主要体现在两大方面：

一是经济增长方式与环境保护的矛盾。很好理解，截至目前，我国经济发展还处于工业化中后期的惯性阶段，以消耗大量资源的代驾换取经济产值的增长。高污染、高排放、高耗能的粗放生产方式使得生态环境的自净能力超载，导致生态的不断恶化。

二是我国能源结构与经济增长的矛盾。后者即能源结构方面，受制于能源禀赋，我国当前以煤炭等化石能源消费总量快速上涨，太阳能、风能、生物质能等新能源的推广仍处于初级阶段，尚未形成完成的清洁能源体系，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生态环境治理的难度。

如果继续深入探究，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矛盾产生的原因又有四部分：

1）利益碰撞。众所周知，环保项目具有技术要求水平高、收益见效慢且不明显及投资需求量大等特点，任何一部分遭遇瓶颈，都可能导致项目的流产。企业为了扩大规模减少污染处理费用，环保设施缺少或停用，加上地方政府GDP增长压力为其撑开的保护伞，最终形成恶性循环，使得环境保护带来的长期利益无法体现。

2）政策影响。近年来我国环境保护制度的构建更加完善，但不代表问题不存在。惩处约束机制大于激励促进机制，是目前我国环保制度的软肋之一。一旦缺乏积极主动性，环保就会陷入被动的局面。我国现行的环保法律法规体系强调政府监管和治理，在公众权利和权益的界定不足，虽然新环保对环保公众参与进行了再次强调，但司法机关、社会团体及公众个人方面发挥的作用依然有限。

3）意识匮乏。黑色GDP，即是重经济效益而轻环境效益的不二产物。公民及企业环保意识的短板直接导致经济发展粗放方式得以苟延残喘，重数量轻质量，重外延轻内涵，重开发轻保护，最终导致经济与生态的双重受伤。

4）执法困境。环境监控方面薄弱，基层执法力量不足，使得环境执法步履维艰。从而导致的“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必究”现象产生。环保法规关系不模糊，管理部分职权不清晰，法律原则性过强，实践中可操作性差，都直接导致环境保护进程滞缓。

正如陈吉宁部长所说，“环保和发展不是对立的”。在分析了二者之间的矛盾后，老崔也认为，环保与发展的矛盾并非不可调和，恰恰相反，这一对看起来长期不太容易协调的问题，最终会汇至同一条河流——双赢，鱼和熊掌也可兼得！

上海市环保局长张全曾说：“每个领域，突破自身在环保方面的瓶颈、短板问题，也意味着自身核心竞争力有了很大提高。”地方经济短期内的不振乃至阵痛，并不能决定今后的整体发展态势。眼前也好，长远也罢，生态环保保护对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都不可忽视：

一，加紧资源利用上的约束力。环保约束力主要体现在对资源环境的非常规利用尤其是违背规律的非常规利用方式上。环境资源过度利用导致的“环保短板”及连带形成的“制度短板”如果不能尽快得以扭转，地方经济的长期和短期发展都将难以为继。

二，助力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前面我们提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粗放导致环境生态的恶化，而环境的恶化又反作用于经济发展，在环境问题长期与短期祸根埋下的同时，落后与过剩产能也已经成为地方经济发展的毒瘤。环保力度加大正是要将环境问题短板的补齐作为绿色发展转型的突破口，合理转型升级，最终将经济发展扭转至循环可持续的道路上来。

三，提高公众的绿色福利价值。从哲理分析说，一切都在运动变化。环保与经济的关系同样不是一成不变。随着阶段性的发展，二者的关系也发生着微妙的变化。比如在50前耸入云霄的烟囱和雾霭笼罩的工厂可能会被认为是工业发达的象征，但现在它们在民众眼中象征着污染。民众对环境质量的评价和诉求不断变化，环保对经济的要求也发生着变化。制度绿色化进程加快，经济发展中的“绿色增长”及民众所获得“绿色福利”都会在保护生态的基础上，进一步成为经济发展的巨大动力。

陈吉宁部长说，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要从追求量转变到追求质，但这个“质”不仅仅是经济质量的“质”，“好的经济质量也应是好的环境质量”。他强调，要用好环保这个抓手，推动经济转型升级。这让老崔再次想起电影《美人鱼》里那句触动人心的话：“当世界上连最后一滴干净的水、一口干净的空气都没有了，钱还有什么意义呢？”

把话摊开来说，所谓经济与环保的关系无非就是：我们是要钱，还是要生存必备的要素？没人限定这就是二选一的选择题，那么我们完全可以打破刻板思维，既要钱又要生存环境！

中国环保在线

文章来源：中国环保在线